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南部奥斯维辛建立了令人瞩目的42座集中营。自1940年6月至1945年1月，此处成了30多个国家近300万生灵的终结之地，德国法西斯在此犯下了人类史上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同样，在二战的东方战线上，日本侵略者也设立了与奥斯维辛相似的“集团部落”，又称“人圈”、“部落”、“围子”。日军所建“集团部落”给我国抗日军民带来了深重的伤害，导致巨大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成为日军侵华罪行的又一铁证。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华军队从高空拍摄下的东北地区“集团部落”景象。
在过去二十年中，笔者通过广泛查阅史料，并亲自访谈尚存于世的亲历者、受害者及其家属，对“集团部落”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展开了深入研究。据初步统计，仅在我国的东北和华北长城沿线长达千里的“无人区”，日军共构筑了15957个“集团部落”。约五百万人被强制迁入这些“集团部落”。在这些被迫迁徙的民众中，许多人于修建“集团部落”的过程中或其建成后，因直接被杀害，或在部落中因饥饿、疾病等原因而丧生。这一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实属罕见。
“集团部落”分布
（一）东北“集团部落”
“集团部落”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1931年，日本侵略者挑起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并于次年三月在关东军的直接操控下成立了伪满洲国。为加强在伪满洲国的反动统治，1933年春，日本侵略者与伪满当局携手，在吉林省延吉、和龙、珲春等以朝鲜族村民为主的地区，首先建成了8个“集团部落”。翌年，他们在延吉、和龙、珲春、汪清等抗联活动频繁的县份，又增设了28个“集团部落”。
1934年12月3日，伪满洲国民政部颁布了第969号训令，即《关于集团部落建设之件》，强制在伪满洲国境内各省份推广“归屯并户”政策。此举迫使居住在偏远山区的农民舍弃祖辈相传的故土，被迫迁往预设的“集团部落”。虽以“振兴民生”和“王道乐土”的美名进行宣传，但其背后的真实意图却是“匪民隔离”，意图彻底割断人民群众与共产党、抗日部队之间的紧密联系，切断抗日部队的经济支援，进而削弱其物资基础，使其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据不完全统计，在1933年至1939年期间，日军在我国东北三省共建造了13451个集团部落。《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中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67页）。仅在1937年初至1938年2月，为建设这些“集团部落”，黑龙江省桦川县就有120多个村庄被烧毁，2.4万余间民房被拆除和焚毁，1.3万余人因被杀害或冻饿而丧生。
关东军司令部遗址见证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在此，日本侵略者操控并调度伪满洲国境内各区域的军警宪特机构，实施了诸如“治安肃正”和“集家并村”等种种罪恶行径。
日军正是凭借此等手段，导致曾浴血奋战于深山密林的东北抗日联军及抗日根据地遭受了极大的破坏，杨靖宇、赵尚志等众多杰出的抗联领导人亦相继英勇捐躯。至1942年，部分抗联部队不得不撤往苏联境内，组建“东北抗联教导旅”，以继续不屈不挠地投身于抗日斗争。
千里“无人区”的“集团部落”
自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后，其侵略目光随即转向了热河省，即今日的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1933年3月，热河省落入日军之手后，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自1939年秋季起，他们将曾在东北实施过的“无人区化”政策——亦称“归屯并户”或“集家并村”政策的所谓“成功模式”——从东北推广至冀热察长城沿线地区。
承德县保留着一处“集家并村”的古老围墙遗迹。
1941年9月15日，日本关东军防卫司令部颁布了第二八号命令，内容涉及实施《时局应急西南地区特别肃正》作战。命令的“要领”部分特别强调，实施“集家并村”政策，建设“集团部落”作为治本的关键。据此，为确保其在伪满洲的统治稳固，切断共产党八路军与民众的联系，日军沿长城一线逐步制造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千里“无人区”。从1939年秋季至1944年春季，日军自山海关西部的九门口起，至张家口赤城县独石口以东的老丈坝止，沿着近千里的长城全线推进，全面实施“集家并村”，构筑“集团部落”。此外，在“集团部落”周边划定“无住禁作”区域，将房屋尽数拆除或焚毁，禁止进入“集团部落”的人，并在30公里（步兵一日行程）范围内禁止耕作。至1944年春季，日军所打造的千里“无人区”计划基本得以实现。
长城“千里无人区”示意图。
根据统计数据，这片绵延千里的“无人区”横跨了河北、辽宁、内蒙古、北京及天津五个省市自治区的25个县（区），占地面积高达五万平方公里。不完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日军构建这一“无人区”的过程中，他们共焚毁了1.7万个自然村，并建立了2506个所谓的“集团部落”。（《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1页）
二、修建“集团部落”罪行多
在东北及华北地区，日军大肆推行“无人区”政策，实施了“归屯并户”与“集家并村”措施，并构筑了“集团部落”。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犯下了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罪行。这些罪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册中同样令人震惊，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关键点：
实行“三光政策”
在构筑所谓的“集团部落”期间，日军与伪满洲国军（以下简称伪军）公然违反国际法与人道主义准则，将中国人民视为草芥、猪狗，对当地民众实施了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他们肆无忌惮地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大讨伐”和“大扫荡”，其手段之残忍、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堪称世界罕见。
日军在制造“无人区”与“集团部落”的过程中，采取了极端残忍的手段，其中大规模屠杀尤为突出。1936年11月至1937年2月，汤原县太平川地区遭受日军两次残酷的“集家并村”行动，伴随着血腥的焚烧与杀戮。从1939年至1945年，仅河北省承德“无人区”内，日军便制造了超过100起大小惨案。其中，涉及百人以上死亡的惨案高达11起。不完全统计显示，在漫长的“无人区”内，日军还造成了数十个“寡妇村”和“绝户村”。承德水泉沟的“万人坑”是日伪统治时期所建的最大“万人坑”之一。据相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因所谓的“国事犯”、“政治犯”、“经济犯”等罪名被逮捕至承德监狱并被处决，或因遭受各种酷刑后死亡，再被抛（抬）入水泉沟“万人坑”，或直接从各处的“集团部落”中被押送至此处杀害的抗日志士、无辜百姓，总数约为三万余人。
在热河地区，日伪政权建立“集团部落”的过程中，惨无人道地杀害了我同胞，其遗骸至今仍在世间流传。
为推行其“民匪隔离”与“无人区化”的极端政策，日军不惜将抗日军民的生存与活动环境彻底摧毁，将划定为“集团部落”区域外的民居尽数焚毁。以黑龙江省汤原县太平川为例，在先后两次的“归屯并户”行动中，日军便烧毁了共计4490间民房。根据承德日本宪兵准尉高木贞次郎等20名战犯在战后供认，自1941年9月至1943年12月，他们共参与了18次纵火行动，焚烧房屋达2942栋，并破坏了9500栋。（详见《承德抗日斗争史料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第442页）
日军拆烧房屋制造“无人区”。
抢夺一空：日军为了彻底摧毁“无人区”，采取“根除式”的破坏手段，将当地划定为“无居住、禁止耕作”区域内的村民粮食、家禽家畜等关键的生产和生活必需品悉数抢夺一空。他们将锅碗瓢盆砸得粉碎，连那些无法携带的石碾、石磨、水井等物品也被肆意破坏。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仅在承德地区便掠夺了粮食共计7.7亿余斤，牲畜约15.6万余头，衣物8.5万余件，生产工具9.6万余件，生活用品21万余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被强行掠夺的。
（二）将“集团部落”演变成了“人间地狱”。
“集团部落”，亦被诸多地区称作“人圈”，乃是对日本侵略者将民众如同猪马牛般“圈禁”的生动比喻。此中，民众的人身自由被剥夺，遭受着奴役、剥削与种种迫害，生活在无时无刻不被监视与控制的非人境地。踏入“集团部落”，仿佛步入“人间地狱”。
首先，民众丧失了人身自由。在所谓的“集团部落”中，推行的是伪满洲国的反动统治。行政体系包括甲长、牌长，以及专门的“部落长”，负责管理“自卫团”等事务。“集团部落”通常建有约3米高、1米宽、300至400米长的围墙，并配备铁丝网及较深的壕沟，围墙四角还设有四个炮楼。一旦被驱逐至“集团部落”，居民便丧失了所有自由，他们只能在日出后进入大门，日落前必须返回。若逾期未归，轻则受冻挨打，重则被以“通匪”罪名惩处。
日军伪军用刺刀和棍棒威逼，驱使村民们挖掘壕沟，强制他们修建所谓的“集团部落”。
第二点，居住条件恶劣。随着“集团部落”的户数和人数持续增加，居住空间变得拥挤不堪。由于搬迁的期限紧迫，许多村民在迁入“集团部落”后面临无房可住的困境，只能临时栖身于碾房、马棚、猪圈，或是临时搭建的简陋马架子、地窨子中。这些地方既无法抵御风雨，也难以保暖防寒。
第三，卫生状况堪忧。在所谓的“集团部落”中，居住环境简陋，人口密集，人畜共居，卫生状况极为恶劣。加之实行“配给制”，粮食、布匹、药品等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导致痢疾、疟疾、霍乱、麻疹等瘟疫（亦称“窝子病”）肆虐。这些瘟疫使得老人、妇女、儿童乃至青壮年因饥饿和疾病而大量丧生。以长城沿线的“无人区”为例，几乎每个“集团部落”每天都有人离世，野地与山坡上新坟随处可见。“家家有尸体，户户闻哭声。村村戴孝帽，处处见新坟”正是当时“集团部落”生活的残酷写照。
衣不蔽体的孩子被赶到“人圈”。
四是，捐税负担沉重。在所谓的“集团部落”中，日本侵略者推行了“粮谷出荷”政策，并强制征收种种沉重的捐税。每年伊始，便定下了每亩土地需缴纳的“谷物出荷”量，无论遭受何种自然灾害或他因，到了秋季都必须足额上缴。在热河省，当时规定的“无人区”农民所承受的各种苛捐杂税以及强加的额外摊派项目竟多达三十余项。此外，铜铁、皮毛，乃至鸡蛋、蔬菜、杏仁、核桃等干鲜果品，无一幸免于被搜刮，简直令人触目惊心，犹如榨取骨髓一般。
（三）强行将“集团部落”内的村民劫掠为劳工，对其进行奴役与迫害。
在日军构建“集团部落”的整个过程中及其完成后，他们不仅在当地肆无忌惮地纵火、屠杀、掠夺，还为了满足侵略战争的需求，通过招募、摊派、强征和抓捕等手段，从东北各省及遥远的“无人区”内掠夺了大量民众作为劳工。这些劳工不仅在本地被迫承担修建铁路、公路、开采煤炭、铁矿石、金矿等艰苦的体力劳动，还被强行押送到东北各地的军事要塞，参与军事工事的建造，遭受了无尽的奴役与虐待。更有部分劳工被押解至日本北海道等地继续劳役。恶劣的工作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非人的折磨与迫害，导致许多劳工在异国他乡丧生。以1933年至1945年为例，承德地区共征用了147,122名劳工。这些劳工除了在本县及承德境内的大庙铁矿、北票煤矿等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其余均被押送至东北三省，从事下井挖煤、修建铁路、公路、防御工事等艰苦的体力劳动。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仅有少数人得以幸存并返回家乡，而绝大多数劳工则客死他乡。据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日本战犯供述——古海忠之1943年，悲剧降临本溪湖煤矿，一场猛烈的瓦斯爆炸夺走了1800余名劳工的生命。次年，即1944年，大兴安岭筑城工程亦遭遇不幸，6000名劳工的生灵涂炭。（详见《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7月首版，第282页）
在辽宁省本溪市，这片土地下安息着超过1500名不幸遇难的矿工，其下堆积着无数森然白骨。
在“集团部落”推行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在建立“集团部落”的过程中，不仅犯下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多重罪行，更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推行殖民统治，意图从根本上瓦解和摧毁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及民族精神。日军与伪满洲国政府强制规定，“集团部落”内的居民不得自称是中国人，而必须声称是“满洲国人”，同时禁止悬挂中国国旗，禁止讨论任何与中国相关的话题，严格禁止阅读反满抗日的内容。在教育领域，他们不遗余力地推行愚民化和奴化教育，将日语和满语定为必修课程，在课程设置中占据显著比重。此外，他们还强迫学生每天早晨在上课前面向日本方向行鞠躬礼，并背诵效忠日本天皇的《国民训》。
（五）针对“集团部落”内妇女实施性侵行为
中共承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作证》，2009年11月内部出版，第10页）
“集团部落”中裸露的妇孺。
（六）构筑“集团部落”以抵御日军的侵扰
日军所推行的旨在实现“匪民分离”的“集团部落”政策，不仅给无数无辜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还对驻扎在相关地区的抗日力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和无法估量的损失。为了彻底切断抗日武装的经济补给，日军对“集团部落”及其周边区域实施了严苛的经济封锁。他们限定村民的耕作区域不得超过4至5公里，并在秋收时节严格核实土地面积，确保粮食全部入库，防止村民将粮食私藏并秘密提供给在该地区活动的抗日武装。此外，日军还禁止所有“集团部落”通往抗日武装活跃区域的所有物资流通，禁止提供粮食、蔬菜、衣物、药品等必需品，任何违反者都将被定罪为“对皇军不忠”或“通匪”。这些残忍手段的实施，无疑给抗日武装带来了极大的困境和惨重的损失。以在白山黑水之间英勇战斗的东北抗日联军为例，自1935年日军在东北地区全面推行“治安肃正”政策以来，一方面加紧建设“集团部落”，另一方面则疯狂进行军事“围剿”和“扫荡”。在短短一年内，东北抗联第2军所建立的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幸存下来的仅限于少数地区，迫使他们不得不撤离并向辑安东部森林地区转移。
1936年12月，伪滨江省警务厅就赵尚志部队对吕永福屯及孙海山屯部落发起的攻击事件，向伪民政部警务司提交的汇报表格。
在1937年至1938年期间，抗联第4军与第5军于黑龙江省密山及汤原地区英勇奋战，却因日军执行“民匪隔离”政策，大规模建造“集团部落”，被迫放弃了根据地。进入1939年，抗联各部普遍面临粮荒。杨靖宇所率领的东北抗联第1路军在遭遇“密营”被焚、储粮被毁的困境中，不得不以野菜、草根和树皮为食。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吉林省濛江县城西的三道崴子遭遇包围，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后，他英勇就义。敌人解剖了他的遗体，惊讶地发现他的胃中空无一粒粮食，唯有草根、树皮和棉絮。同年春季，东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与游击区几乎遭受毁灭性打击，由中共党组织直接指挥的抗联主力所剩不足千人。最终，除了少数战士继续坚持游击战外，主力部队不得不缩减编制至两个营，并转移到苏联境内。自此，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陷入了低谷。（摘自周圣亮《党领导的东北抗战与日伪“集团部落”的推行》，收录于《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版）再如，承德、平泉、宁城地区是冀热辽根据地的核心部分，1940至1942年间，该地区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有力地打击了驻扎于此的日伪势力。为彻底切断八路军与游击队与当地民众的联系，伪西南防卫司令部在此推行“集家并村”，迫使所有村民迁入“集团部落”。与此同时，调集了日伪军、讨伐队等共计万余人，对承平宁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使得该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持续恶化。冀东军分区第三区队在此遭受重大损失，在活动范围、兵员补充、物资补给等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至1944年2月，为保存实力、伺机反攻，第三区队不得不暂时撤离该地区，向长城以内的根据地转移。
（七）构筑“集团部落”对东北少数民族民众的苦难与压迫
在我国东北边陲的北部、东北部及西北部，分布着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地处苏联、蒙古边境附近，且曾是东北抗日联军活跃之地，因此，对日本侵略者而言，这里成了他们心中的一块痛。为了瓦解东北抗联的抗敌斗争，并伺机侵略苏联，日本侵略者不择手段地企图消灭这些民族。其中，强迫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集团部落”便是他们采取的残忍策略之一。比如，为了切断赫哲族与抗日联军的联系，他们实施了“大归屯”政策。自1938年起，他们强迫抚远县城以西、王家店以东沿江地区的赫哲族人民集中至八岔屯，建造“集团部落”，实施保甲连坐制，并派遣日军及赫哲族伪警察全天候监视民众的行动。
日军活埋反抗“归屯并户”的百姓。
被迫搬迁至“集团部落”后，赫哲族人民面临着粮食短缺、衣衫褴褛的困境，加之伤寒等疾病的肆虐，医疗资源匮乏，人口急剧减少。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初期赫哲族人口约为2500至3000人，然而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之际，赫哲族人口锐减至300余人，几乎濒临种族灭绝的边缘。（详见《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又如，为了切断鄂温克族与抗日联军的联系，当局实施了“大归屯”政策。在此政策下，原本居住于阿荣旗查巴奇、霍尔奇等村的鄂温克族民众被迫迁入伊奇汉“集团部落”。自迁入“集团部落”以来，鄂温克族人民生活陷入困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疾病蔓延，死亡率极高。种种原因导致鄂温克族人口大幅下降。据《鄂温克族简史》记载，仅在阿荣旗团结乡，九一八事变前鄂温克族人口为150人，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仅剩90人，人口减少40%。（详见第130页）
（八）构筑“集团部落”对自然环境的损害
“山火蔽日月，天地昏百里。千村一片黑，万户闻哭泣！”（见《承德抗日斗争史料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0页。）
总结而言，日本在侵华期间于东北、华北地区构筑的“集团部落”以及造成的千里“无人区”，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深重的伤亡与损失，同时也给他们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集团部落”不仅是日军侵华的有力证据，更是其暴行的铁证。
昆明配资最新消息.主力配资炒股.正规的配资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