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蒋介石麾下71军中将军长、第一兵团副司令熊新民在广西十万大山靠近越南边境一带落入解放军之手。当时，他一身商人打扮，自称是广西本地商贩，但湖南桃源口音以及显著的外貌特征很快暴露了真实身份。被俘后，他被押解到长沙，接受由陈明仁主持的原71军官兵对其进行的公开批判。
面对指控，熊新民坚决否认自己主动归队参战。他声称回到国民党军完全是遵循陈明仁的命令，目的是劝回起义后叛逃的71军官兵，不料却被时任副军长的彭锷“扣留”，陷入被动。在随后的衡宝、广西两大战役中，熊新民率部顽强抵抗解放军，指挥部队边战边退，最终困守十万大山。如果说先前是被迫归队，那么后续的积极对抗显然已难再用“受挟持”来辩解。尽管他极力为自己申辩，但事实难以推翻，最终熊新民因此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
纵观熊新民的军事生涯，可以用“失意”、“得势”与“尴尬”来形容。他出身黄埔军校第六期，早年与陈明仁关系密切。原因无他，陈明仁在军校期间正是他的区队长。熊新民毕业后即进入黄埔教导总队，很快晋升为连长。他对此颇为自豪黄埔教导总队便是后来国军著名的87师、88师蓝本，而他也是第六期学员中最早担任连长的人，在强手如云的队伍中脱颖而出已属不易。
随着87、88师名声大振，蒋介石决定仿照创建德械化的第36师。补充兵力便由上述两师的四个补充团组成新师，宋希濂任师长，熊新民也顺势调入36师，担当216团一营营长。宋希濂赏识熊新民，并许诺若此战表现优异，将推荐他出任团长。熊新民因此更加卖力，但战争不是只凭努力便能取胜。与红军交战时，熊新民带领的营几乎全军覆没，幸存者寥寥，这一战让他晋升无望，连营长职位都岌岌可危。
宋希濂还是宽厚地放过了他。理由是熊新民拼死作战、成功突围，与那些一溃千里的黄埔同学相比，他已经算是尽职尽责，但师长一职自然无缘获得。同批王作霖则成为黄埔六期首位团长。
淞沪会战期间，熊新民以中校参谋主任随36师106旅参战。旅长陈瑞河受伤后，他代理212团团长。熊新民带队英勇抵抗，但整个部队损失惨重，后撤南京。南京失守后，212团几乎不存在，熊新民继而调入88师任团长，参与兰封和武汉会战。此时，以熊新民的资历本当升任旅长，但由于国民党军体制复杂，旅级单位变成可有可无的鸡肋机构，他只得长期担任团长，此后五年间少有出战机会，也因此晋升乏力。
1944年，滇西反攻战役打响，熊新民升任88师副师长，直属陈明仁麾下，而集团军司令则是老熟人宋希濂。熟人之下，熊新民心态有所松懈，结果却酿成大错。在进攻龙陵时，因情报不足，他误以为已攻占全城，急忙报捷，实则日军主力仍占据外围要点与滇缅公路，致使物资运输受阻。因熊新民谎报军情，宋希濂蒙受牵连，被撤职，中国方面也因此在国际上丢失颜面。对于这场“丢脸”事件，熊新民非常自责，但悔之晚矣。
战后，熊新民转战东北，任71军87师师长。在1947年东野“三打四平”期间，守军节节败退。为遏制解放军攻势，熊新民采纳部下建议，将大量大豆洒在柏油马路上，令东野士兵在攻城时脚下打滑，行动不便，为守军争取了喘息之机。此一“奇招”使国民党守军转危为安，熊新民的声名也因此大振。可片刻得意后，新的波折随即降临陈明仁因“动用救济署大豆”治军不严被革职。熊新民虽坦承一切主意均出自己手，主张陈明仁不该承担责任，但政治考量更被看重，终难挽回上司的前途。
新任军长刘安琪由外调入，熊新民出身老71军，在部队中资历最深。陈诚虽有意将他免职，却被刘安琪驳回，理由在于动摇老兵军心将难于稳定军队。陈诚仍未放松戒心。待刘安琪掌控局面，便以晋升之名将熊新民调任第23军军长，前往江西训练新兵。此番调动表面升任，实则边缘化。23军虽然名义为甲种军，但大多是新组建或重建部队，缺乏实战经验。熊新民因此躲过71军在东北全军覆灭的厄运，可就在调任23军仅月余，老上级陈明仁又将他召回，让其承担起重新组建71军军长的重任。
此时的71军虽名号犹在，实则兵员与干部皆为新招，陈明仁自觉掌控乏力，只得重启与自家老部下的合作。熊新民对恩师的召唤依然心存感激，很快便赴任。最后关头他却反叛陈明仁，将起义后叛逃的部队一并带走。战败被俘，熊新民百般辩白，可事实已无法更改，他也已无力为自己辩护。
相较同级国军将领被俘后常有机会进入功德林接受管理和改造，熊新民因为起义后叛逃，再度抵抗，且被俘时拒绝协助指认其他高级军官，态度顽固，因此并未享受类似待遇，而是以战犯法受审，被判劳动改造25年。直至1975年12月15日，他才获准被特赦。
熊新民一生，从黄埔学子到中将军长，历经数度荣辱，既有崭露头角的风光，也有背负错误、功败垂成之痛，终究在历史的洪流中沦为了特殊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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